印度学者惊人断言：中国如第一世界，印度需被殖民百年才可能崛起？
印度裔经济学家贾扬特·班达理的一句“中国是第一世界国家，印度是粪坑中的地狱”在社交媒体上掀起滔天怒火。 他甚至在《经济学人》专栏中直言“印度需要被殖民100年”才能成为超级大国，这种极端的“殖民有益论”让其推特账号24小时内收到超50万条辱骂，莫迪政府不得不紧急切割。
班达理的暴论依据来自一组残酷的经济数据。2025年上半年中国GDP增速4.7%，是印度2.1%的两倍多；中国人均GDP突破1.8万美元时，印度仍卡在2500美元关口。 更刺痛印度民族自尊心的是产业对比——中国半导体自给率达70%，印度90%依赖进口；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占全球35%，印度塔塔汽车却连本土市场都守不住。
这些差距让班达理得出“制度性失败”的结论：“印度官僚体系像癌症肿瘤，而中国政府的五年规划堪比精密手术”。 他认为印度缺乏改革魄力：中国加入WTO时敢对国企动刀，印度农民抗议改革就退缩；中国承受3000万人下岗推进国企改革，印度铁路员工超编50%却不敢裁员。
这种发展差距在基础设施领域尤为明显。 当中国5G基站覆盖所有县城时，印度4G信号在议会大楼都不稳定。 印度城市非但没有成为生产力增长的引擎，反而在20世纪80年代末落后于GDP的增长。 甚至连基本卫生问题都未能解决，导致“城市的天空弥漫异样的气味”，而公共交通秩序混乱、贫富差距尖锐、治安失控等问题更是让民众生活步步惊心。
教育质量的巨大差距更是令人震惊。 斯坦福大学的研究表明，印度仅有约15%的学生具备参与全球经济分工所需的基本阅读和算术技能，而在中国这一比例高达85%。 2018年以来，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开展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（PISA）中，中国学生的表现超越世界最佳水平，而印度在2009年因表现不佳而尴尬退出评估。
人才流失情况也形成鲜明对比。 印度理工学院毕业生中有40%选择赴美工作，而中国985高校留学生回国率却达85%。 当中国SpaceX对标公司星际荣耀成功回收火箭时，印度航天局还在为俄罗斯淘汰的低温发动机讨价还价。 这种科技代差绝非靠民族主义口号能弥补。
在广东等地，数万名印度商人正在离开他们曾经淘金的地方。 过去二十年，印度商人扎堆广东，主要靠倒腾电子产品、纺织品这些劳动密集型生意。 但随着中国制造业加速升级，广东大力发展高端制造和数字经济，以深圳为例，人工智能、新能源汽车等产业崛起，传统电子市场的低端订单锐减。 印度商人习惯了低价采购、转卖赚差价的模式，面对技术门槛高、供应链复杂的新产业，根本插不上手。
也有一些印度商人在中国获得了成功。 在浙江绍兴柯桥，印度外商鲍比不仅深深爱上“第二故乡”，还收获了甜蜜的跨国爱情，拥有了温暖的四口之家。 鲍比能讲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成为地道的“中国通”，他甚至自信地表示：“中国每个地方都有各自产业特色，特别是浙江。 什么产品，在哪里购买，我都知道”。
但这样的成功故事在印度商人群中正变得越来越少。 东南亚国家正在抢广东的生意，越南、孟加拉国的劳动力成本更低，关税政策也更优惠。 不少中国工厂把生产线转移到那边，印度商人也跟着去了。 一位深圳外贸公司的负责人指出：“他们要么跟着工厂去东南亚，要么回印度开厂，广东对他们来说，性价比没那么高了”。
新加坡的印度裔学者马凯硕长期看好中国，他认为关键不是选举民主，而是“贤能政治”（Meritocracy）。 他指出中国的成功在于它的体制可以提拔最佳的人才，直面很多的困难问题，内部不断变革。 在中美博弈的问题上，马凯硕认为美国严重错判，低估了中国，高估了自己，错估了形势。
印度拥有很多优秀的头脑，也有很多哲学的历史和历史的哲学，但它的社会治理却是最糟糕的。 种姓制度、语言纷杂、宗教冲突的矛盾让学界普遍认为印度是不折不扣的失败国家。 最让全球关注的是印度强奸事件奇高，被视为全球之冠，女性被欺凌的事件层出不穷。
巴西学者在《圣保罗页报》撰文指出：“印度精英一边骂中国，一边把子女送去清华留学”。 这种认知转变反映发展中国家对现代化路径的重新思考。 就连美国《外交事务》杂志也承认：“中国用30年走完西方100年的路，这种效率让民主政体相形见绌”。
历史总是充满黑色幽默。 70年前尼赫鲁说“印度要做有声有色的大国”，今天印度网民却在问“为什么中国县城比我们首都还干净”。 20年前《时代》周刊预言“印度世纪”，2025年世界银行报告显示印度文盲率仍是中国的7倍。
班达理用自黑式吐槽撕开了印度社会的伤疤：“我们总嘲笑中国'战狼外交'，却忘了自己的外交官还在用打字机写照会”。 当印度网友怒骂“叛徒”时，或许该想想：承认差距才是追赶的第一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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